由于我党我军深入贯彻宽待俘虏政策，通过采取尊重其民族和生活习惯、对有伤病的日俘及时进行治疗、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给予物质生活优待、安排部队领导人接见、召开日俘欢迎欢送大会等多种方式，解开日俘的心结，戳穿日本军国主义的谎言，使成百上千的日军官兵纷纷举起反战的旗帜，加入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的行列。这些日俘还先后成立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等反战组织,掉转枪口对准日本法西斯。
1939年1月的山西省武乡县王家峪村，在八路军前线司令部新年集会上，杉本一夫、小林武夫、冈田义雄3名日俘宣布加入八路军，成为最早一批“日本八路”。当年11月，杉本一夫又联合其他6名日俘建立了中国战场上第一个日本人反战组织——“日本士兵觉醒联盟”。
杉本一夫被俘前叫前田光繁。刚被俘时，八路军战士给他讲“共产党不杀俘虏”的政策，他根本听不进去，声称“不杀就糟了，你们不杀，那就得自杀，这不是更残酷吗？”八路军干部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给予他生活上的优待，渐渐地，杉本一夫的思想开始动摇。当他在行军中亲眼目睹日军的烧杀抢掠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极大伤害时，他气得浑身发抖，就像是他自己干了坏事一样感到无地自容。他决定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反对这场野蛮的战争。
参加八路军那天，朱德总司令走上台握住他的手热情地说：“我代表全军指战员衷心欢迎这3位日本青年参加我们的军队，成为光荣的八路军战士！这证明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虽然今天只有3个人，以后一定会变成几十个人、几百个人。”而这也让山本惊喜不已：“我们深感朱德总司令等八路军的高级领导人对日本俘虏的转变和进步是多么关心呐！”“作为俘虏，我们深感十分幸运。不妨反过来想一想，日军的华北派遣军总司令是否能特意去会见俘虏，与他们亲切交谈呢？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秋山良照也是鼎鼎大名的“日本八路”。他是觉醒联盟冀南支部的创始盟员，多才多艺，不但能写文章，还善于绘画。秋山善于抓住日军的心理，经常与他们通信谈心。到1942年8月，秋山良照收到的日兵回信，累积起来有一尺多高。后来，每当夜间反战支部到敌人碉堡前喊话时，总有日本士兵问：“秋山君在哪里，他还好吧？”当时日军中纷纷传说“八路军中有个‘秋山良照’部队”，日军还专门讨论所谓“秋山事件”，下令通缉秋山良照，并发布公告，以连升两级和1万元作为悬赏。
被誉为“日本白求恩”的反战盟员山田一郎，原是日军中尉医官，在被俘一年半时间里，始终在寻机逃跑。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一年半的时间里心中一直隐蔽着一个秘密计划，那就是逃跑——把我的行动报告给日军——然后死掉。不管八路军怎样热情地对待我，我都无动于衷。”然而，在一次高烧三天三夜、经我军精心照料才脱离危险后，他心头的冰雪终于融化了：“我睁开眼向外望，从坏了的窗纸处可以看见太行山山峰上的积雪和蓝色的天空，积雪在阳光下放出耀眼的光。那一瞬间，不知为什么在我的心中一种‘新生’的感觉如同泉水一般涌了出来。”
山田一郎醒来后，刘伯承司令员专程赶去看望，这让山田彻底抛弃了逃跑的念头，全心全意加入了反战的行列。“我特别感动的是，刘伯承司令员特意从涉县军区司令部赶来看我，还送我一桶酱菜，这种东西在当时是十分昂贵的。”刘伯承司令员还在太行《新华日报》专门写文章赞扬山田一郎，说他“多次在枪林弹雨之中，亲自拿机关枪去协助我们作战”，极大激发了日俘们的革命热情和斗志。
战后，山田回到日本，曾满怀深情地回忆：“追忆往昔，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用阶级的友爱、难以置信的耐性和宽阔的胸怀无微不至地照料我们，使得像我这样一个胡搅蛮缠的人变成一个有用的人，而不是白白送死。”
2014年9月1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中，宫川英男是唯一的日本人。他原名宫川启吉，1941年夏被我军俘虏，曾担任“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冀鲁豫边区协议会副委员长兼冀鲁豫边区参议员。1945年6月9日，宫川随津浦铁路对日军工作队在万德西官庄执行任务时，被日军重兵包围，为了不当俘虏，毅然举枪自尽，时年27岁。
“反战同盟”冀中支部支部长田中实原是日军驻深县的小队长，在百团大战中重伤被俘，经过我军的感化教育，成为“反战同盟”的骨干成员。1943年5月，田中实原不幸在河北唐县豆腐村被俘，被日军押送到北平，由冈村宁次亲自审讯。田中大义凛然，英勇不屈，慷慨就义。
“反战同盟”鲁中支部支部长金野博经常同我武工队一起深入敌占区开展工作。1945年春，他在日照县付瞳一带被捕，面对敌人的刑讯英勇不屈：“只要我不死，仍回到八路军去。”一直到他被敌杀害，其随武工队活动期间住过的10多家“亲戚户”没有一户暴露受害，他接过头的敌伪军关系，没有一个人被供出受牵连。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共有36名日本“反战同盟”成员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英勇事迹和牺牲精神至今在中华大地传扬。
八路军在饮食上优待日军战俘
俘虏学校的奇迹
1944年10月21日，美国外交官埃默森、美籍日本人有吉幸治飞抵延安，考察八路军的宣传原则和艺术，特别是对日本俘虏的教育方式，以作为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对待日本俘虏的借鉴。
他们逗留了近两个月，发现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所接触的学员个个欢声笑语，与在重庆见到的那些身戴镣铐、表情麻木的日军俘虏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事后，埃默森总结了延安模式的5点成功经验，其中特别指出：“日本工农学校的教育是促成他们转变的决定因素。”
在战争中为俘虏办学校，在世界战争史上闻所未闻，而中国共产党与他领导的革命军队就办了一所这样的学校——延安日本工农学校。他们是怎样创造这一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的呢？
1940年3月，日本共产党的创建者和领袖野坂参三来到延安。当年10月，野坂参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一所专门的学校以教育改造日军战俘。
这一建议与中共中央的想法完全一致。毛泽东对此非常重视，亲自将这所学校定名为“日本工农学校”，学校具体工作由八路军总政治部负责领导。校址选在宝塔山下，与陕甘宁边区政府和抗日军政大学为邻。野坂参三化名冈野进，中文名林哲，亲自出任校长。经过半年多筹备，学校于1941年5月5日正式开学。
原八路军第120师359旅政治部敌工科科长、学校副校长赵安博后来回忆：“开学典礼上，朱德总司令、总政副主任傅钟、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会长冯文彬等领导同志出席了日本工农学校的开学典礼并致了贺辞，勉励学员们要努力学习，成为反对侵略战争的志士。”“学员人数变化不定，随来随学，走了一批又来了一批。到抗战胜利前夕，随着敌军工作的开展，日军愿意缴枪投降以致主动投诚的人数不断增多，学员最多时有六七十人。日本工农学校成立3年多，来校学习过的日俘学员总计约有三四百人。”
学校对学员入学，首先进行1个月的严格审查，了解学习意愿，考察入学资格。审查合格者，即在预科学习两个月，后转入本科学习10个月。从1943年秋季起，根据学员年龄、阅历、文化程度和政治水准的差异，将学员分编为A、B、C三组，因材施教，提高教育质量。针对学员们曾长期蒙受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实际情况，开设了日本问题、时事问题、政治常识、政治经济学、哲学、社会发展史、中国问题、联共（布）党史等课程，并定期举办讨论会、读书会，尤以“星期一讨论会”规模最大，讨论的问题也较为广泛，涉及“日本军队的内幕”“八路军和日本军队的比较”“日本法西斯给人民带来些什么”“日本军部和财阀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战争以及这场战争对谁有利”等，此外还举办“二万五千里长征报告会”“日军暴行座谈会”等活动。
在生活上，学校也想方设法搞好优待保障：给学员津贴每月3元，相当于八路军师级干部的补贴标准。当时，毛泽东、朱德的补贴也只有5元。生活实行供给制，每人每月大米15斤、面粉15斤、猪肉3斤、蔬菜30斤等，在一般情况下，每天两餐有大米、白面，并想方设法弄些鸡鱼猪肉，有时还供给些水果、白糖。就餐尽量照顾日本人的习惯，一人一份。而当时八路军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干部战士主要吃小米、黑豆等杂粮，有时没有粮食只得靠野菜充饥。
思想上改造，生活上关心，让学员们脱胎换骨，得以新生。1941年冬，学员森建当选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参议员。随后，小路静男又当选为延安市参议会议员。秋山良照、茂田江纯、津田秀、本桥中、古贺初美、坂谷义次郎、后藤勇等7人，也相继当选为所在根据地参议会的参议员，参与了抗日民主政府的议政和管理。
曾在该校任教的梅田照文回忆：“在日本工农学校里接受的一两年教育，使学员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发生了根本变化。昨天还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勇士兵’，一旦脱掉军装，就恢复了自己是日本劳动人民的本来面目，唤起阶级意识，加入了‘反战同盟’，进而又自愿脱胎换骨成为‘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战士。没有任何人怀疑这条道路就是日本人民真正热爱祖国，寻求日本人民的繁荣与幸福之路。”1944年7月1日，《纽约时报》曾发表评论指出：“这里的日本战俘并不是关在集中营里，共产党人使他们相信，帮助八路军就是帮助日本从军阀和战争的重担下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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